□冬华

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称晚清金石学“谈咸以后益盛,名家者有刘喜海、吴式芬、陈介祺、王懿荣、潘祖荫、吴大澂、罗振玉”。在上述名家中,陈介祺的地位是最为特殊的。鲁迅先生说:“论储藏,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。”郭沫若则评价陈介祺是金石界“前无古东谈主,后无来者”的一代宗匠,《清史稿》更是称许陈介祺为金石储藏商讨“近代之冠”。

金石藏品数目质料惊东谈主

潍坊市潍城区芙蓉街北首,有一座藏在胡同里的古朴院落,即“陈介祺故园摆列馆”,这里是清代闻明金石学家陈介祺的旧宅。陈介祺故园限制颇大,占地约1公顷,历经沧桑劫难,当今仅存东楼及南北两厅,建设面积380简单米。东面青砖垒成的两层小楼紧贴路边而立,此即着名远近的“万印楼”,曾是陈介祺储藏文物和研读著托付房。“万印楼”因藏有夏、商、周三代及秦汉古印7000余方,取其整数得名。同理,因藏有商、周古钟11件,陈介祺又将其书房定名为“十钟山房”。

陈介祺故园摆列馆展厅

陈介祺(1813年—1884年),字寿卿,号簠斋,晚号海滨病史、皆东陶父,潍县(今潍坊市)东谈主。陈介祺22岁入用举东谈主,32岁入用进士,40岁授侍讲学士衔,官至翰林院编修,著有《簠斋传古别录》《簠斋藏古目》《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》《簠斋藏镜全目钞本》《簠斋吉金录》《十钟山房印举》《簠斋藏古玉印谱》《封泥考略》等。

陈氏家眷是潍县的名门望族,自明清以来,尊孔尚礼、诗书继世、忠孝传家,东谈主才辈出。家眷中历来县官、知府、守备、谈台、巡抚等多如牛毛,仅等级以上官员就有八十余东谈主。陈介祺自幼受教训,后生时分便运转心爱储藏古物。咸丰四年(1854年)是他性掷中的一个分水岭,那一年41岁的陈介祺辞官归乡。从此,中国金石界产生了一位泰斗。

金石中的“金”就是铜的兴味,指有铭文的铜器；“石”指有翰墨的石刻。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,金石储藏不错追猜度宋代。清代乾隆年间以后,文东谈主富绅大多好古,纷繁搜罗古物。然则,金石储藏须同期具备常识与财力两方面条目,寒士有学而无力,商贾有劲而无学,是以晚清储藏金石的多为步步高升或名门望族,陈介祺即是其中的代表。

陈介祺的藏品数目极为惊东谈主。商周青铜器里,钟11件、鼎19件,其他商周青铜器共213件。秦汉及新莽器80余件,所藏秦“权量诏版”为那时藏家中最多。古玺印约7000余方,绝大巨额为战国及秦汉玺印,为历史上私家藏印最多者。封泥575枚,千般职官确切皆备。古陶器70余种、残陶文近5000片,所藏陶器、陶片大都出土于山东,以皆地为多,其中临淄为最,邹、滕次之,也有在关中出土的。镜鉴200种、刻石116种,以北朝造像为巨额。砖326件,其中多为秦汉画像砖、汉纪元砖、汉姓名砖、汉吉羊文砖等。瓦当800余件,其中以“千秋万岁”瓦当最多,达60余种。古钱币、泉范、碑本、字画等难以计数。

陈介祺书房“十钟山房”

更为不毛的是陈介祺有极强的鉴识力。古翰墨学家商承祚在《古代彝器伪字商讨》中说:“拿起笔来写这篇著作之先,我就思到一位老先生,是我生平最佩服的。就怕不仅是我,但凡商讨古翰墨的东谈主都是一致的。因何呢?因为他的目光太好了。他一世储藏的铜器等,不下几千件,莫得一件是假的。他的论调同月旦,不但向上那时同辈等,确切不错说‘前无古东谈主,后无来者’。这东谈主是谁?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老先生。”

陈介祺之是以有如斯配置,离不开丰厚的家资,也离不开繁密喜好金相知东谈主之间的彼此切磋。更蹙迫的是,陈介祺有一支浩大的幕僚团队,其中有突出为他驱驰传递金石讯息的东谈主,如徐吉、毕芬、傅冬、韩伟功,他们有的专跑京津,有的专跑苏吴,搏斗频繁。陈介祺最蹙迫的幕僚,当首推丁绍山、何伯仲、王石经,他们经常到古代郡邑之地探寻秦代刻石、碑刻。

重金求得毛公鼎

在陈介祺的储藏中,最具传奇色调的是毛公鼎。在中国近代史上,毛公鼎出土与甲骨文发现、北京猿东谈主头盖骨发掘,并称三大古迹。

毛公鼎,全器通耳高53.8厘米、口径47.9厘米,口饰重环纹一谈。内壁铭文32行,共497字,是迄今所知铭文最长的青铜器。自愿现以来即是国之重器,受到各方势力的存眷。超过是上头的铭文,郭沫若称许“抵得上一篇《尚书》”。

1843年,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,这里是古关中之域,从汉代于今出土青铜器少见千件。毛公鼎由当地庄白村的村民董春生在村西沟里挖出来,其后廉价售给跑乡收褴褛的东谈主。那时,北京最大的古董老铺是永和斋,斋主两伯仲苏兆年和苏亿年听到音问后赶往当地,出价白银300两购得了古鼎。苏亿年随后写信给陈介祺,陈介祺见信就地恢复,让他尽快将古鼎送到京城。当陈介祺看到苏亿年带来的青铜宝鼎,心中不由得为之一振,当即以三年俸银即1000两的重金,从苏亿年手中购入。

陈介祺得了举世张含韵,也深知“怀璧之忧”。他命东谈主将其奥秘运回潍县故乡储藏起来,而且打法家东谈主严守奥秘,此事毫不能据说。他将毛公鼎深藏密室,秘不示东谈主,只给几位同业一又友翰墨拓本动作商讨之用。尔后陈介祺储藏毛公鼎30年,进行商讨考释。1948年,毛公鼎被运往中国台湾,现顾惜于台北故宫博物院,毛公鼎、翠玉白菜、肉形石,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三宝。

毛公鼎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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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品中颠倒受到陈介祺爱戴的还有曾伯簠。这是东周初年的青铜器,亦然陈介祺早期最蹙迫的储藏品之一。蹙迫到陈介祺自号“簠斋”,并将斋号定名为“宝簠斋”。曾伯簠上有铭文90字,记录了曾国的国君与晋文侯总共为东周平王征伐淮夷,买通江淮铜锡矿输往华夏谈路的业绩。其后,该簠由陈介祺的曾孙媳郭祖珍捐给国度,现藏于中国国度博物馆。

天一火簋亦然陈介祺的藏品。天一火簋是西周初期青铜器,笔名大丰簋、朕簋、聃簋。清谈光二十三年(1843年)在陕西岐山出土,同庚由陈介祺储藏。上头有铭文8行78字,是周武王灭商后为其父周文王举行祀典时,铸器东谈主对周文王父子的颂辞,该文物被学界视为西周断代青铜器尺度器,意旨紧要。天一火簋铭翰墨形雄伟繁芜,在拙朴狼藉中显现了通顺与调和之好意思,其铭文押韵,是我国骈文最早的发达体式。如今这件国矿藏于中国国度博物馆。

通常有蹙迫价值的,还有兮甲盘。这是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,也称兮田盘、兮伯盘或伯吉父盘。兮甲盘出土于宋代,后由陈介祺储藏,上头有铭文13行133字,书体富厚壮好意思、作风独有。铭文记叙了兮甲随周宣王出征,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,有极蹙迫的文件价值。闻明学者王国维在《兮甲盘跋》中说:“此种重器,其足羽翼经史,更在毛公诸鼎之上。”兮甲即尹吉甫,是西周闻明政事家、军事家和体裁家,是《诗经》的主要网络者。可惜此器漂浮外洋,现藏于日本书谈博物馆。

储藏是为了学术商讨

要是仅仅藏品数目多、质料高,还不及以奠定陈介祺在晚清金石界的地位。

在陈介祺之前,储藏文物、把玩金石是达官贵东谈主从属雅致无比、闲情逸致的点缀。到了他这里,金石学着实成为商讨、传授历史文化的载体与体式。陈介祺明确了金石学的学术指标:鉴古、考古、释古、传古,从而达到证经补史的作用。

基于此意志,陈介祺大大拓展了金石储藏和商讨的鸿沟。陈介祺于同治十一年(1872年)发现了皆国陶文第一派,成为大限制储藏、著录、商讨陶文的运转。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,储藏陶文蔚然成风,自清末至民国先后不下六七十家。簠斋陶文题拓近九百件,由王献唐代山东省藏书楼购得并装订成册,书名为《簠斋陶文释存》,现藏于山东博物馆。

陈介祺在陶文商讨上的孝顺主要体当今两方面:一是指出陶文多用玺印印成,淡薄“古陶文与古玺印近,有以玺成者,有刻者”；二是淡薄“古陶翰墨不过地名、官名、器名、作家、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”,为后东谈主的商讨奠定了基础。是以,王襄《古陶残器絮语》称:“有翰墨之陶现于东谈主间,列入金石学,陈介祺为其创者。”

曾伯簠 现藏于中国国度博物馆

对古玺印、封泥的意志,陈介祺亦然当先于世的。陈介祺于同治十三年(1874年)起首疏旷古玺似六国翰墨的不雅点,较王国维早了半个多世纪。陈介祺对古玺印的意志体当今诸多方面,比如,他以为“之章”“之印”与“印”“章”等印文称法有先后之别,合适史实。再如他将存世钩印定名“合符”,并以为此乃周制,是最古的印式。另外,前东谈主印谱对鼻钮、桥钮、瓦钮多含混不分,陈介祺则指出:“鼻钮如鼻孔,瓦钮薄,桥钮到边而中狭。”从而知道了以上三钮并非吞并形制的不同称法,天然类似,却有分袂,王献唐以为陈介祺此说“其分析三钮体制最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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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介祺在学术上的孝顺还体现于《十钟山房印举》一书。该书在印学史上具有首创意旨,其收古玺印数目之巨(“癸未本”收印10402方)、品类之全、名印之多、体例之善、钤拓之精皆为空前。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曾盛赞《印举》的编排体例等,并称“实是陈介祺平生的一大奇迹”。

此外,自谈光初年蜀中出土封泥后,陈介祺就一直在存眷这个金石新门类。他起首意志到了封泥的价值及与古玺印的关系,并写稿《簠斋印集》,收录封泥130余枚,将封泥与官印、私印同列为三大主要类别,该书是最早将封泥与玺印比肩归于印集之作。光绪初年,《封泥考略》由陈介祺筹画成书,其体例的创制、所考本色及学术价值,均获得了后东谈主的高度评价,该书是最早将封泥翰墨与古官制、地舆彼此磋议验证的竹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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